订阅本报 收藏报纸 报纸头版

内容导航 版面导航

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点击查看原图
    图文 本报记者 赵星灿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论坛圆桌论坛中,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积春,以《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了主题发言,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新时期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儒家文化蕴涵丰富,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文化的“社会尺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崭新探索,也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积极响应。新常态下,中国应当拿出中国自己的智慧,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让儒家文化的“社会尺度”外化于行,内化于心,通过提升社会规范的外力和道德修养的内力,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外化于行,强调儒家文化的社会规范作用,首先我们要重拾文化自信。在当代视野下,特别是当“西方经验”在现实实践中不断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对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的当下意义进行重新考量。“东西方的每一种文化本质上都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主体生命的特殊表现形式”,中国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世界文化的中心,作为其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不得不说具有时代先进性,我们要尽快重拾文化自信,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要重拾文化自信,必然要求我们能够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将其进行现代转化。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传统是心灵的栖息地,如果我们不去发扬、理解我们心灵的栖息地,而把它视为一个必须消除的对象,那么我们可能会把真正的价值排除而保留它的阴暗面”。为了重拾文化自信,还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与竞争力,抗衡外来文化的冲击;还应当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通过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通过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和谐文化氛围,切实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
  内化于心,要以儒家道德教化为支撑,建设文明社会。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极为发达,以至成为儒家文化和儒家精神的符号性特征。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拥有丰富内涵,在人的价值观设定上强调“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处理与他人关系中要坚持“仁”为指导,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诚信为立身之根本,认为“民无信不立”,要“言必信,行必果”;以“孝慈”为家庭伦理的核心,认为“孝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
  针对上述情况,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内基础,亟需重树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规范作用,建设良好社会秩序。为此,一方面需要政府运用公权力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运用政府权威加强传统文化在民众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渗透,使“学传统,知儒家”成为国民一种内在诉求,引导人民群众自觉修身,以“正其心”;另一方面,还要对某些不适应当今社会实际的儒家伦理加以改造,因为“虽然现代诚信制度是在古代诚信哲学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俗、民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它和古代人所讲的诚信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外交话语中的儒家智慧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生命之道,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对于“和”之含义进行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阐释。先秦儒、墨、道、法各家都讲“和”,儒家强调仁爱之和,其中,“以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是其关于国家治理、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强调以“和”作为国家治理、处理大小事项的价值标准,体现对调和与和谐的推重。而作为社会关系中人际沟通的原则,和而不同出自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观念,“体现出对事物存在和事物性质的多元性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不同事物间和事物的不同性质之间统一性的肯定,成为后世中国人处理和把握事物矛盾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及战略目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对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家“和而不同”观念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国际制度构建的创造性贡献,也是今天强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强调借鉴的成功经验,是可供发掘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历史素材。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被确立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与外交思维。“和平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具体体现,是对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处世准则的沿承。在近些年来处理相关国际事务特别是周边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中国政府将“和平”落实到其外交实践中。
  儒家文化强调:“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种儒家“道义”思想对我国治国和外交事业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道义与利益是主导一国外交政策的两个重要维度,以“利益”为目标来指引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是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成为以传统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如果以“利益”来驱动外交是通例的话,而“道义”则是一股清流、是一种例外。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便充满了崇尚道义的行为,展现出独特外交伦理与价值观念。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开始主导世界,发展并建立起以其政治与实践与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话语体系,作为“后起之秀”中国的“发声”往往被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世界维护其霸权体系的本能抵抗,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知之甚少而带来误解。所以,我们当前应当加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让世界认识中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只有这样才会让那些“误解和狭隘”走向消弭,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良好文化认同基础。
  积极开展文化外交,首先要在政府层面加强重视,制定国家文化战略,推动我国文化市场的繁荣,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打下坚实基础。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还要通过多种形式、不同渠道切实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2011 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具体战略举措,并将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作为主要目标,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方针。
  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要对原有机制加以强化并谋求在新时期进行转型。孔子学院通过与国外教育机构的合作办学,在全球范围得到迅速扩展,是对外推动汉语教学、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作为当前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机制化成果,要充分利用但也要强调转型,超越“语言工具观”导向的文化输出模式。在2014 年新修订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将原来国际汉语教学“五级目标和内容”调整细化为“六级目标和内容”,并将每一部分培养目标中的“文化意识”升级为“文化能力”,开始有意识强调对中国文化的宣传。我们应继续强化孔子学院的文化功能转向,将其建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
  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还要在形式上谋求创新。以往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重“宣传”而轻“传播”,对外文化交流手段仍然较为单调,而且受众也较为有限,难以推动中国文化真正“融入”对方社会。文化的传播有其自身规律,不像制度的、经济的传播暗含逐利的内在驱动,而是更多依靠传播客体自身的喜好与主观意愿。所以,文化的传播应当注重“润物细无声”,强调潜移默化。为此,一方面对原有模式、渠道加以改造,改变原来长周期性、间歇性等特点;另一方面,我们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比如我们可以学习其他文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体现中国儒家哲理的“小故事”进行深度发掘并合理叙事,并借助各大传播渠道、载体向世界广泛传播。